不到6成求职学生希望在同一公司工作到退休

不到6成求职学生希望在同一公司工作到退休

10 個月前

来源:共同社, 社会生活

【共同社电】9日从日本民间调查结果获悉,参加求职活动的大学生和研究生中,希望在同一公司工作到退休的仅为56.3%。这凸显出很多求职学生在就业前就把跳槽纳入视野的实际情况。

该调查由劳务派遣公司保圣那集团旗下的保圣那综合研究所(位于东京)去年9到10月以大学生和研究生为对象在网上实施,共收到407份回答。

希望在同一公司工作到退休的比例从性别来看,女性有59.7%,大幅超过男性(48.4%),可以看出女性更倾向于工作稳定。

不希望工作到退休的比例男女合计43.5%。关于理由的多选回答中,“希望通过就业提升职业经验”为87.0%,居首位,其后为“日本的终身雇用制度终将消失”(42.4%)、“不希望抱住一个公司不放”(28.8%)。还有很多学生选择“想创业”(17.5)、“(呆在一个公司就)没有机会掌握专业技能”(16.4%)。

经济界也有意见要求调整终身雇用、论资排辈、应届毕业生统一招聘等惯例。本次调查中,对应届毕业生统一招聘表示“赞成”的占66.8%,举出的理由有“毕业后可以立即工作”、“可以和大家同时开始职业生涯”、“希望求职时期能集中”。(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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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10 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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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行跳槽人员,37%收入增加,34%收入减少

改行跳槽人员,37%收入增加,34%收入减少

10 個月前

来源:日本网

最新调查显示,日本劳动市场改观,换工作后收入增加的人数比例正在成长。就打工族群来看,有逾4成的人表示,「薪资调涨了」。

日本厚生劳动省公布的《2018年雇佣动向调查》显示,2018年一年里,有724万人离职,766万人换了新的工作单位。这反映出劳动力不足引起劳动市场改观,入职人数已连续6年高于离职人数。

截至2018年1月1日,日本的劳动力总数为4970万人,其中「入职率」(即初次参加工作及跳槽者的人数比例)较上年减少0.6个百分比,为15.4%,「离职率」 (辞职或被解雇的人数比例)同比则减少0.3个百分比,为14.6%。在全体新员工当中,跳槽人员为495万人,也就是相当于日本劳动力总数的10分之1。

跳槽后薪资调涨者的人数比例较上年增加0.6个百分比,为37.0%;薪资调降的人数比例增加1.2个百分比,为34.2%;薪资不变的人数比例减少1.9个百分比,为27.2% 。薪资高低幅度从上年的3.4个百分比缩减至2.8个百分比。

根据不同就业形式来看跳槽后薪资变动情况的话,成长比例最高的是打工族群,为41.8%。这个资料与全职上班族的34.0%之间差距明显。究其原因,是因为近年以零售业为中心,劳动力严重短缺,为了确保劳动力,相继出现了薪资调涨的趋势。

根据不同年龄层来看,年轻人跳槽后薪资提升的比例较高,20-24岁的资料为48.6%(较上年成长7.5个百分比),25-29岁的资料为46.6%(同比成长1.2个百分比)。

2018年各类改行跳槽人员薪资变动情况比例(%) 调涨不变调降合计37.0 27.2 34.2 19岁以下48.5 28.4 19.3 20-24岁48.6 24.4 25.4 25-29岁46.6 24.9 27.8 30-34岁44.7 24.4 29.2 35-39岁39.5 30.2 29.6 40-44岁41.4 31.7 24.3 45-49岁38.9 30.7 29.5 50-54岁26.9 33.2 37.7 55-59岁24.9 27.2 46.3 60-64岁14.2 14.0 70.5 65岁以上20.4 33.1 43.8

出处:厚生劳动省《雇用动向调查》

跳槽后「薪资调降」的人数比例大于「薪资调涨」的是50岁以上族群。虽然之前都在说日本可以靠跳槽调涨薪资,仅限于35岁之前的族群才有可能。但这次的统计结果显示,跳槽后获得了更好待遇的,实际上也有一定数量在40岁的族群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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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10 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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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IT人才收入低大家都想往这跳槽

日本IT人才收入低大家都想往这跳槽

2 年前

来源:苹果日报

根据日本经济新闻报导,日本IT人才收入偏低。资料照片
大谷在东京一家IT初创企业上班,是人工智慧和资料分析的技术员,本来对于待遇并未感到不满,但后来得知2018年跳槽到亚马逊日本的前同事年薪是自己2倍,加上学习最尖端的数位技术需要花钱,他自掏腰包花3.5万日圆上研讨会,旁边在美国谷歌上班的朋友则是公司补助,让大谷苦恼地说:「看来跳槽还是要往GAFA(谷歌、苹果、脸书、亚马逊)跳啊!」

据环球网引用《日本经济新闻》报导,在资料经济时代到来、确保优秀IT人才左右着企业竞争力的背景下,日本NTT社长泽田纯为确保人才而绞尽脑汁,泽田纯表示:「在35岁之前,3成的研究人才被GAFA等公司挖走。」

阻碍日本企业获得专业人才的是「年功序列型(论资排辈)」的薪酬制度,从美国IT人才的平均年薪来看,20-29岁为1000万日圆以上(约282万台币),巅峰的30-39岁为1200万日圆以上(约340万台币),日本的薪酬则是从20岁开始阶梯式增加的论资排辈型,最高为50-59岁的约750万日圆(约212万台币),30-39岁为520万日圆(约147万台币),优秀的年轻人才在这种薪酬体系中被定位为培养阶段。

日本与亚洲各国也出现差距,英国人力招聘集团瀚纳仕(Hays)发布的2018年跳槽薪酬调查显示,在资料科学家的最高薪酬方面,中国较同期增加67%增至100万人民币(约460万台币),日本为1200万日圆(约340万台币)。日本TI人才的平均年薪也较低,据日本经济产业省统计,日本约为600万日圆(约170万台币),是其他职业的1.7倍,而印度为9倍,中国为7倍。

日本NTT资料公司2018年12月设立高薪聘用AI等明星人才的特别制度,承诺薪酬达到平均年薪的3.7倍,高达3000万日圆(约847万台币),该公司副社长柳圭一郎向全体员工发信表示,与现行薪酬制度完全不同,想向大家介绍设立这种制度的背景,寻求内部员工的理解,与以终身雇用为前提的正式员工不同,这种职位原则上以绩效丰厚、有一定期限的合约工形式雇用。

但这不是根本的改革方案,在推动统一国内外人事薪酬制度的日立制作所,虽然在美国加州的资料子公司建立高薪雇用专业IT人才体制,但该公司人才统括本部负责人坦言,「如何在日本国内建立录用年薪达数千万日圆的人才呢?并没什么好办法。」

在制造业拉动日本经济成长的时代,薪酬的平等带来产品品质的稳定,使企业成长壮大,但在资料经济时代,每个人的知识和技术决定企业实力的差距,如果薪酬差距扩大,一方面可能像美国那样导致社会分裂,但另一方面,如果日本原地踏步,在争夺人才方面会落后于人,很可能导致整体经济持续低迷,如今日本需要寻找符合新时代需求的全新薪酬制度。(财经中心/台北报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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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4-1 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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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只有36%的人跳槽后加薪

日本只有36%的人跳槽后加薪

2 年前

来源:日本经济新闻中文版

日本厚生劳动省8月9日发布的2017年雇用动向调查显示,工资因跳槽而增加的人的比率达到36.2%,同比上升0.9个百分点,处于有可比数据的2004年以来的第2高水平。由于严重的劳动力短缺,日本的就业状况目前被称为卖方市场。在此情况下,为追求更好的劳动条件而跳槽的趋势正在加强。

观察工资增加者的构成可以发现,“增加1成以上”的人提高2.6个百分点,达到25.7%,创出最高水平。

按年龄来看,因跳槽而工资增加的除了19岁以下年轻一代之外(53.9%的人跳槽后工资增加),35~39岁也达到48.2%的高水平。过去,在日本35岁一直被视为跳槽的年龄上限,但目前即使年龄提高,也越来越容易为追求有利条件而跳槽。另一方面,工资因跳槽而下降的人减少1.1个百分点,降至33%。

截至2017年1月1日,日本的劳动者总数增加95万人,达到4940万人。“入职率”(显示因就职和跳槽而参加工作的人的比率)同比提高0.2个百分点,达到16.0%。其中,跳槽带来的入职率为10.2%,同比提高0.3个百分点。尤其是正式员工,这个比率提高0.6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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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8-14 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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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题:日本职场引进游戏和共享厨房 消除隔阂促交流

话题:日本职场引进游戏和共享厨房 消除隔阂促交流

2 年前

来源:共同社, 金融财经

【共同社7月20日电】日本职场上引进共享厨房和游戏的企业增多。由于招聘需求增长,全年招聘和中途录用活跃,这些措施旨在消除新老员工之间的隔阂,增进交流。当前远程办公、副业等较以往更灵活的工作方式正在发展,企业方面可能也希望以此为契机增强员工的归属感。

“规则是不否定对方的意见。”互联网相关风险企业“KAYAC”(神奈川县镰仓市)等日前在东京都内召开游戏发布会,旨在加强职场沟通。到场的约30名企业和政府机构负责人等听取纸牌游戏玩法说明后,几人各自组队开始游戏。

松下已决定引入这项游戏,在面向企业的产品设计部门召开会议前安排员工玩。公关部负责人道破其意图,“充满紧张感的会议上很难提出意见。希望营造一种畅所欲言的氛围,使讨论更加活跃。”

就业市场上,不设期限招募优秀人才的动向活跃。据瑞可利职业公司的“就职未来研究所”介绍,计划全年招聘2019年应届毕业生的企业占到26.3%,较上年增加7.2个百分点。中途录用也趋于活跃,KAYAC公司研发负责人表示,“创造新老员工更亲密的职场环境,也能使工作更顺利展开。”

采用全年招聘的Cookpad公司表示,社内设有共享厨房,午餐由员工共同烹制。公关部负责人表示,“这使得跨部门的员工之间产生了联系。”游戏设备生产商世嘉飒美控股着眼于多个集团公司的办公室将集中在东京同一幢商务楼内,计划开设面向员工的咖啡馆和酒吧。

跳槽服务公司“DODA”的信息网站主编大浦征也认为多样化工作方式越多归属感的形成就越难,预测“为顺利推进工作,今后此类动向也会增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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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7-23 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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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显示日本逾7成年轻人对跳槽态度积极

调查显示日本逾7成年轻人对跳槽态度积极

2 年前

来源:共同社, 社会生活

【共同社6月1日电】如果职场与自己的能力、性格不符,或许会跳槽——1日获悉的日本内阁府针对十几至二十多岁年轻人实施的就业相关意识调查结果显示,对跳槽态度积极的人占比超过70%。与7年前实施的同类调查相比,相较于工作更优先考虑私生活的人占比上升。

内阁府指出:“需要创造年轻人能选择度日、生活方式的就业环境。”上述调查结果将写入计划月内公布的2018年版《儿童及年轻人白皮书》。

调查于2017年10至11月以16至29岁男女为对象在网上实施。1万人给出有效回答。

若职场与自己的能力、性格不符,表示为寻求适合自己的职场“应该积极跳槽”的受访者占比为10.0%;“跳槽为好”为25.4%;“不得不跳槽”为36.7%,总计约72%的受访者对跳槽持肯定态度。从性别来看,女性中占比约为78%,与男性的约67%相比抵触情绪较弱。

另一方面,对于跳槽持“绝对不应该”、“尽量避免为好”等否定态度的人总计仅为17.3%。

相比工作更优先考虑私生活的占比达到63.7%,比2011年调查时的52.9%上升逾10个百分点。

在关于对工作担忧的多选设问中,回答最多的是“能否得到足够的收入”,占比为76.5%。之后依次为“晚年养老金会如何”(75.4%)及“能否切实做好工作”(73.5%)。(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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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6-10 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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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显示日本四成新员工第一年就考虑跳槽

调查显示日本四成新员工第一年就考虑跳槽

2 年前

来源:共同社, 金融财经

【共同社5月22日电】入职第一年就有跳槽意向者达4成以上——据就业信息公司的调查结果显示,日本2017年度入职的新社会人早早就抱有跳槽的想法。近几年有利于学生的“卖方市场”在持续,熟悉就业情况的专家指出“因为能够轻易得到内定,所以对跳槽的心理门槛降低了”。

该调查是DISCO公司(东京)以全国2017年度入职的新员工为对象,在今年1月通过网络实施,得到了455人的回答。调查时为入职第一年的受访者中,回答“在准备跳槽”和“考虑”跳槽的总计达43.1%。关于如果重新求职是否会选择现在单位的问题,12.2%的人表示“绝对选择其他企业”,45.1%的人表示“可能的话会选择其他企业”。

自由回答部分中,也有后悔没有做足企业研究的受访者写道“如能通过拜访毕业的校友了解公司不好的一面就好了”、“由于企业说明会上只看到了光鲜的部分,入职后感觉许多工作很枯燥”。

经济团体联合会在2017年毕业大学生等的就职活动中,将面试解禁从大学4年级的8月提前到6月。结果就职活动时间变成了从3年级3月的说明会解禁起3个月的短期决战。

招聘方面的咨询师谷出正直指出:“第一年就有4成想跳槽的比例感觉很高。学生有必要从深入研究客户企业和业界、试想自己在那个公司能发挥怎样的作用等,开阔视野进行思考。”(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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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5-30 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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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调查:休息日成为女性和年轻人跳槽的决定性因素

日本调查:休息日成为女性和年轻人跳槽的决定性因素

3 年前

来源:人民网-日本频道

据日本时事通信社报道,根据东京Recruit Career 日前公布的面向跳槽者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转行的决定性因素为“工作时间和休假”,其中女性达到了62.3 %以上,远远超过了男性的38.6 %。此外,在年龄上,25岁以下的跳槽者最多,所占比例高达60.0 %。女性和年轻人在选择工作方面,注重休息日等有自己分配时间的倾向十分明显。

据公司宣传部分析,许多女性需要照顾小孩和老人,年轻人对“保持生活和工作平衡的想法十分明显”。

据调查,跳槽的第一决定性因素是“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在第二决定性因素方面,女性是休息日,男性则是“做有价值的工作”。根据年龄的不同,25~29岁的跳槽者首选有价值的工作,其次为休息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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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2-4 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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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次贷十年|保科俊:危机后日本人不再以跳槽为耻

他们的次贷十年|保科俊:危机后日本人不再以跳槽为耻

3 年前

来源:今日头条 澎湃新闻

澎湃新闻 刘筝 制图

姓名:保科俊

职业:在读博士生

居住地:日本·东京

“我实现读研究生深造的梦想,次贷危机是主要原因之一。”

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当我在东洋大学社会共同研究室采访正在那里打工的保科俊时,他这样轻描淡写地讲述次贷危机带给自己的影响。

出生于1983年的保科俊是我的前辈,也是东洋大学社会学研究科的一名博士生。保科为人深沉、谈吐不俗,每次向他请教论文写作的时候,他总是能给我提出很多中肯的建议,并推荐一些相关的书籍和文献。2007年次贷危机前的保科曾希望在大学毕业后能够继续留在学校,攻读硕士以及博士学位。然而,由于日本大学的研究生学费较为高昂(注:日本的大学分为国立、公立及私立。其中国立大学的学费最低,以东京大学为例两年研究生学费约为135万日元,约8万人民币),所以使得保科不得不暂时搁置继续读书的梦想,进入东京都内的一家公司工作。

随着次贷危机从美国逐渐向世界范围内蔓延,作为当时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日本也不能幸免。为了应对这场危机,许多日本企业那时不是进行大规模裁员,就是大幅度削减员工的加班费、补贴以及奖金等。根据日本国税厅在2016年发布的《民间收入实态统计调查结果》显示:2005年日本上班族的平均年收入为436万日元,2006年为434万日元、2007年为437万日元,此后开始不断下降。2012年年底,第二次安倍政权建立,尽管日本经济借助“安倍经济学”的刺激有所复苏,比如2013-2015年日本上班族的平均年收入分别为413万、415万、420万日元,呈不断上涨态势,但与次贷危机前相比仍然有较大的差距。

大约是在2008年以后,保科俊的很多同学、朋友相继因次贷危机而成为无业者。根据IMF的统计数据显示:2007年日本的失业率为3.83%,2008年为3.98%,到了2009年则一下上升到5.07%。保科俊在老家的一些朋友尽管有的还从事着正社员的工作,但在下班之后也不得不去便利店打工补贴家用了。保科对我说,他当时虽然没有因次贷危机而失去工作,但在考上研究生之前,他为了多赚钱经常出差,生活并不轻松。

2010年,保科俊辞去了在东京都内的工作,经过在家1年的复习后,最终于2011年3月考入东洋大学社会学研究科。2013年3月,保科在获得社会学硕士学位后,于同年4月开始了社会学博士课程的学习。由于保科在次贷危机后并没有被公司解雇,所以我很好奇他为什么会选择辞职读研。保科的理由很简单,“因为次贷危机后,日本各大学的研究生院开始下调学费,并放宽入学门槛。”

保科的回答倒是令我想起了巴菲特的那句名言——“只有当潮水退去时,才知道谁在裸泳。”诚然,次贷危机直接造成日本部分企业倒闭、民众失业,但这场金融海啸也间接推动许多行业重新洗牌整合、促使诸多企业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作为生产知识的主要机构——学校也不例外,它也需要不断地调整自身,进而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或许从这个角度而言,次贷危机对于保科来说,并不是一件坏事,至少他实现了读研读博的梦想。

发端于2007年的次贷危机一方面改变了保科俊的人生轨迹,另一方面也促使保科对日本人长久以来的价值观与工作观有了更深层次的观察与思考。

在价值观方面,保科俊认为次贷危机后的这10年,许多日本人逐渐淡化了将“终身雇佣制度”作为评价他人的标准。“终身雇佣制度”是建立在战后的日本企业用人制度,该制度后来成为了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之一,并且也是日本社会的主要价值观之一。

比如,一个人如果在一家企业持续工作至退休的话,那么周围的人会称赞他像是具有执着精神的“武士”。反过来,一个人如果在一家企业“半途而废”的话,那么周围的人会批评他是个“无能的人”。

保科告诉我,以“终身雇佣制度”为基础的评价标准长期存在于日本社会之中,但是2007年次贷危机后,这样的价值观在日本社会中开始发生变化了,“因为现在的年轻人在一家企业工作几年后跳槽、辞职不再是什么可耻的事情。”

保科俊的这个观察或许与他居住的环境有关,因为保科现在居住的地方是一个“共屋”(Share House)。所谓“共屋”有点类似中国的青年公寓,每名住户有自己的一个小房间(12-20平方米),有公共的厨房、浴室、洗衣室等,每月租金在3-5万日元之间。事实上,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共屋”就已经出现在日本社会了,但当时的住户主要以学生和外国游客为主。2007年次贷危机后,由于经济大环境的不景气使得很多日本人为了节约开销而选择住进“共屋”,所以过去10年里“共屋”的数量大幅上升。根据日本国土交通省在2014年发布的一项统计显示:日本全国约有2744个“共屋”,其中东京都内约有2057个。

保科俊的室友来自日本不同的地方,并且分别拥有着不同的生活方式。他们中有的没有固定职业整天以打零工为生,有的是为了创业而坚持留在东京拼搏。保科俊说,“室友们这样的生活方式如果放在2007年次贷危机前,是肯定无法被父母甚至社会所接受认可的,但是现在却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了这样有违传统主流的生活方式。”

虽然保科并没有向我解释何为“传统主流的生活方式”,但是结合在日本留学生活这几年里的感触,我想所谓的“传统主流的生活”应该就是大学毕业后顺利找到一份大公司的工作,然后结婚生子,继而循规蹈矩地过完一生,至于追逐所谓的理想、挑战,或者创业之类的事情是完全不切合实际的。然而,就像保科说的那样,次贷危机后的这10年里,越来越多的日本年轻人能够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生活,并且逐渐受到一般大众的接受,这样的价值观变化恐怕是许多日本人始料未及的。

除了对日本人的价值观产生影响外,保科俊还告诉我说,日本人的工作观也在次贷危机后的这10年里发生了改变。

提起日本人的工作观,相信许多读者都能立刻联想出“认真”、“努力”、“勤奋”等词汇。事实上,在次贷危机以前,绝大多数日本人都坚信只要努力工作,将公司当作自己的“家”,与公司融为一体的话,那么就能过上富足的生活。但是,2007年次贷危机发生后,特别是日企的大幅裁员、削减支出,使得这一传统的工作观瞬间变得毫无说服力了。

“那些一心一意将公司当作‘家’的员工被辞退了,那些曾经坚信只要努力工作就能维持公司运转、就能提升公司业绩,进而改善个人生活的员工发现,次贷危机后不论他们怎样努力,都无法确保公司能够继续运转。”虽然并不知道究竟有多少日本人的工作观因次贷危机而崩塌,但不得不承认的是,过去数十年来被日本人奉之为圭臬的工作观在次贷危机面前变得不堪一击,甚至连反驳的余地都没有。

现如今距离那场始于2007年夏季的次贷危机已经10年了。回想过去的10年,尽管经历了东日本大地震、福岛核泄漏、熊本大地震等诸多令人悲伤难过的事情,但2020东京奥运会申办成功、日本科学家多次斩获诺贝尔奖也使得无数日本人倍感激动,特别是最近几年访日游客数量的不断攀升、Piko太郎《PPAP》歌曲在全球引发追捧、电影《你的名字》受到亚洲各国观众的一致好评等,使得日本找回了久违的自信。不过,保科俊对此却并不完全认同,在他看来时下日本的一些社会问题都与次贷危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作为“最初的恶”的次贷危机并没有彻底离开日本,比如最近几年被日本媒体高度关注的“黑色企业”问题。

所谓“黑色企业(ブラック企業)”是指那些对从业人员刻薄剥削的企业,比如这些企业要求员工,尤其是刚刚大学毕业的新员工无休止的加班工作,不支付或者少支付加班费;企业管理层对员工恶语相加,变相在精神上折磨员工;以试用期的名义招募实习生,在帮助企业完成工作后,又以各种名义将实习生扫地出门等。事实上,“黑色企业”这一社会问题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就已经出现过,但当时并没有受到日本媒体的高度关注,毕竟在日本人的工作观念里,加班工作是再正常不过的了。“黑色企业”问题之所以在最近几年里受到日本媒体的广泛关注,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次贷危机后,尽管经济有所复苏,但大多数日本人并没有一个稳定的生活来源,大多数企业中临时工的比例要远高于正社员的比例。

保科说:“次贷危机后,许多企业为了存活和减少开支,不得不减少正社员的数量,但是由于工作总量并未减少,所以只能通过招募临时工的方式来完成企业的工作量。”也就是说,本来是10个人的工作量,现在分摊到3个正社员和2个临时工身上了。这样,正社员与临时工的工作量均有不同程度的增加。由于正社员担心被解雇而失去了生活保障,临时工则希望通过努力工作来换取正社员的身份,所以对于“黑色企业”,他们只能选择忍气吞声。与此同时,“黑色企业”恰恰是捕捉到了人们这样的心理状态,才敢肆意妄为地最大限度压榨劳动力。尽管日本政府以及社会各界已经开始寻求应对“黑色企业”的措施,但如何彻底解决这一问题似乎还需要很长的时间,毕竟最近几年的经济复苏态势还不足以彻底消除日本人心中对未来的不安感。

临近采访结束,我问保科如果当年没有次贷危机,你现在会做什么呢?

“我应该还在东京都内的一家公司上班”保科俊说。

(作者系日本东洋大学社会学研究科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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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禹_HS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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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7-18 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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