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的终极目的是人格的形成”  一位中国妈妈眼中的日本小学教育

“教育的终极目的是人格的形成” 一位中国妈妈眼中的日本小学教育

3年前

来源:南方周末-阅读

 

(本文首发于2017年12月7日《南方周末》)

“日本的小学还用偏差值评价学生的学习能力。评价学习成绩,简单考题得100分的实力可能不如难题得30分的。”

2009年春天,谭琦带儿子檀聪参加了日本国立小学国际班的考试。从小在北京长大、一句日语不会说的檀聪,恰恰因日语不好而被录取。招生老师对他说:“不会日语没有关系,只要有笑脸,一切都会解决。”

在日本,学校分国立、公立、私立三种,前两种分别由国家和地方政府开办。国立学校往往承担教育研究、实验的任务,课本教学往往只及另外两类学校的三分之一。公立小学“划片招生”;而国立小学设有国际班,外国孩子融入日本文化的过程成为大学的研究课题。

开学典礼安排在樱花盛开的4月7日,全校七百多个孩子唱校歌的时候,谭琦流下眼泪:“孩子们唱出来的是特别干净的声音,各声部清晰、和谐,可谓天籁。”他们并不是合唱团,只是普通的小学生,开学典礼后是为一年级新生特设的入学典礼。

入学典礼结束,谭琦在儿子的口袋里放入一张歌词纸,标题是《上学以后》。那是全日本的小学生第一堂音乐课都要学的一首歌:“上学以后,能交一百个朋友吗/要一百个人一起吃饭,在富士山顶吃饭团……”檀聪是插班生,老师特意把这张纸发给他。从那时起,谭琦萌生记录儿子小学生活的想法。

开学没多久,谭琦收到班主任邀请,让她做PTA委员。PTA是日本所有学校都设置的一个机构,类似于中国的“家校联盟”。学校每两个月一次大活动,每月一次小活动,都由PTA的妈妈们操办,任务繁重、琐碎,却给了谭琦近距离观察日本国立小学的机会。

檀聪上学一年,谭琦积累下厚厚一摞资料。檀聪曾希望成为空间物理学家,而今已经就读日本顶级医学院顺天堂大学医学部。2017年9月,这位有心的妈妈撰写的《日本国立小学365天》在三联书店出版。

谭琦打算把儿女的更多教育经历,以及自己对日本基础教育的完整体验记录下来。她意识到,中日教育差异的根源在于目的和理念的分歧。“把这些介绍出来可能会引发争议,但那或许正是出版此书的意义所在。”谭琦在序言中写道。

把扫除当作惩罚就把它丑化了

南方周末:孩子在北京上学的时候过得愉快吗?

谭琦:没有什么特别不愉快的。他比较调皮,喜欢玩游戏,上课比较散漫,不能好好完成作业。老师经常给我打电话:“你们家孩子今天又没写作业。”我记得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数学老师特别严肃地跟我谈:“我们这个班有一个孩子是多动症,你们这个孩子也有点悬,你要注意……”我们家孩子经常被老师批评,罚他做扫除什么的。扫除并不是坏事,但把它当作一种惩罚,就给丑化了。在日本,从小学到高中,扫除是孩子课程的一部分。

我儿子在北京上小学时特别爱问问题,老师认为他的问题不着边际,就认为他是一个不怎么样的学生。背诵的科目他不太灵,比如英语,有时候我督促他临阵磨枪,小测验也很有效果。可是老师会问:“是你自己做的吗?”孩子非常困惑:老师为什么这么问我?不是我自己做还是谁做的?这件事是我让他出国的根本原因:孩子都进步了,老师却用一种不信任的眼光看他。

南方周末:书里提到的“扫除”和“规矩”两个词特别有意思。

谭琦:从小学一年级到高中三年级,扫除是日本学校课程表的一部分。每个孩子都要参加,不是值日生轮流,更不是惩罚。孩子们各有分工,扫除完了开会,每个人要说自己今天做了什么,做得怎么样,看到别人是如何做的,做得好不好。日本孩子也很调皮,经常指着黑板说,谁谁谁擦的黑板一点都不干净,还留着痕迹,这不行,一定得擦得特别亮……扫除的标准就是在这样的讨论中建立起来的。

日本的学校不能“土足”进入,必须换上校鞋,地板要趴在地上拿抹布擦。因为老维护,校舍里也没有什么土和泥。除夕前的大扫除,PTA的几十位妈妈到校,有一项专门工作是擦桌子腿、椅子腿。其余日常维护都是孩子们自己完成的,包括扫除,也包括节水、节电,教学器材的保养等等。

日本的规矩确实非常细,开学前,学校关于服装、文具的通知给我吓一跳。在中国,从自己上学到孩子上学,从没经历过如此复杂的校园生活细节。学校不用塑料袋,只能用棉布袋,因为塑料袋会弄出声响,也不环保。手提布袋要准备三个,一大两小;布袋之外还有布兜,大小、颜色统一。布袋内侧规定位置要缝名牌,大小必须是3厘米乘6厘米;雨伞必须是明黄色的,不得有花纹;铅笔盒必须是单色的,不得有任何图案;铅笔必须是无色或单色的,不得有卡通人物,只能装五支。这是为了让孩子们专心学习,不因文具分心。日本的规矩非常具体,操作性很强,同时又有灵活、机动的一面。中国老师要求孩子每天必须完成什么作业,而日本老师是让孩子做一天的作息表:几点到几点学习,几点到几点看电视。老师管什么呢?“你这个学习时间有点少吧,锻炼时间是不是太少了?”

南方周末:你摘抄的檀聪日记就显示,老师的评语很家常、很亲切。

谭琦:老师有时候有评语。老师要通过共鸣跟孩子建立亲近关系,让孩子向他敞开心灵。孩子在日记里说自己理发,老师会说:“老师也该理发了,哪里的理发师好呢?真是发愁啊。”我从来没有听到、看到,老师在评语中通过一件事总结出什么“教育意义”。校长讲话总是从具体事情谈起,当然大话也说几句,不外乎“咱们一块加油,一块努力”。这也是照顾孩子的接受特点吧,没有孩子喜欢说教。体育好的老师一般是有人气的,再就是喜欢动漫的老师。孩子把漫画书带到学校,老师会说:“这个我还没买到,你借我看看吧!不过,学校规定不可以把漫画书带到学校,今天是放学时间,咱们偷偷地,以后就不带了。”用这种方式,老师也教育了孩子,不用没收,墙角罚站。日本老师认为,让孩子遵守纪律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师生之间的亲近关系。做错的事情,说错的话,老师都会道歉,也会承认自己有不如孩子的地方。

南方周末:听起来,日本老师并不惩罚学生?

谭琦:不惩罚,有惩罚都得到电视上播一播,教委会就来干涉。错误的行为老师会指出,但不能体罚。成人、孩子民主观都很强。老师不会把抄写或者做多少题当做惩罚,这样孩子不是对学习更失去兴趣了吗?

多出口的日式应试教育

南方周末:你们上的国立小学要求,所有孩子必须住在公共交通一小时能抵达的范围之内。这会不会造成某小学学生家庭非富即贵,或者天价学区房?

谭琦:国立小学有这样的规定,而且家长不能送孩子,必须孩子自己到校。一般公立学校的学区,区里都划分好了,住几丁目到几丁目的人就得上哪个学校,如果没有特长不允许择校。换房子可以,千代田区好学校很集中,确实有家长为让孩子上学而去那里租房子,但房价没那么疯狂。学校的质量差异日本也是存在的,但比较理性。

南方周末:东亚的基础教育通常被放到一起说,在你看来中日的应试教育有什么不同?

谭琦:日本的全国统考到2020年就没有了。在此之前全国统考是一试,二试各个学校自主命题。日本的教育也用考试来考核,但它为孩子设置了比较多的出口。义务教育到初中为止,孩子想继续求学就选择高中,不想学习可以上专科学校,学一门技术,进工厂工作。日本有一家工厂是专门给NASA(注: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做螺丝钉的,只招中学毕业生,高中生都不要。因为工作比较简单,要细致、专心,还挺难进。有的孩子把给宇宙飞船做螺丝钉当做梦想,对这份工作很满意。大概有四分之一、五分之一的孩子,初中毕业后选择专科学校或工作;高中毕业之后再分流一部分,把考大学作为人生进路的孩子占同龄人的半数以上。

日本的小学还用偏差值评价学生的学习能力。评价学习成绩,简单考题得100分的实力可能不如难题得30分的。同一偏差值的学校有若干所,孩子可以根据自己的偏差值选择中意的学校。偏差值是考量学校办学水平的标准之一。除了升学,学校还有丰富的教育内容。比如“移动教室”,配合社会课和理科课的教学,走出校园,到现场观察研究,围绕环境、历史等主题进行体验式学习。

南方周末:檀聪赶上日本实施“宽松教育”,其他时期的日本教育是不是这样的?

谭琦:孩子毕业之后,我跟PTA的妈妈还有交流。就交流情况看,教科书确实是厚了,可能用在学习上的时间仍然很少。日本认为基础教育要为每个孩子提供一个人生基础,而书本知识只是人生一部分,所以学校首先是搞活动的地方。我儿子上学的时候,低他一级的一个上海去的小女孩,学习特别好,就是扫除不好好做。别的孩子干活,她在一边看,结果家长被老师约谈。她妈妈特别不理解,孩子学习这么好,怎么成了劣等生。

艾蒿的味道不闻闻怎么知道

南方周末:你在书中提到,学校的作文题目常常是《你最失败的一件事》《你最尴尬的事》,为什么这样出题?

谭琦:失败、尴尬、挫折……诸如此类的话题大概占他们作文题的90%。公司面试也是这样,常常问:迄今为止你最尴尬的一件事情是什么?你认为你的极限在哪里?应该如何突破?在突破极限方面,你有没有失败的经历?在日本,一个人如果总说自己的成绩,会给人留下非常不好的印象。电视剧往往演一个人受了很多挫折,到最后也没成功,后继者继续努力。咱们说“失败是成功之母”,看重的还是最后的成功。日本人认为失败的经验值得好好分析,“自省”是他们文化非常重要的一面。每天放学前,老师都让孩子们反省,说没做好的事情,以励再做。

南方周末:这是否意味着,日本老师特别强调感受在教育中的作用?

谭琦:是的。没有感受就没有主体性,表达也不会有特点。春天,学校的一个传统节目是做艾蒿年糕。老师会请一位七八十岁的老人家来学校,给孩子们讲解怎么选米,怎么掌握火候等。大家一起闻艾蒿,一起品尝年糕,不像国内背一首关于年糕的诗就完了。艾蒿是什么味道,不闻闻怎么能知道?这是背多少诗都不能代替的。

南方周末:日本小学为什么认为“教育的终极目标是人格的形成”?

谭琦:还是以扫除为例。他们认为保持环境干净就是保持心灵干净。再一个例子是生活团,一个组的孩子从一年级到六年级都有,活动之一是种菊花,从春天的小苗开始。学校会发图文并茂的说明,孩子该浇水的时候浇水,该松土的时候松土。低年级小朋友养不好,同组高年级的同学会帮助,到秋天,大家都有一盆盛开的菊花。学校的校徽是菊花,学校又被称作“菊子园”。菊花寄托了家长和老师对孩子们的期望:像菊花一样成长。菊花的性格是“纯洁”“明亮”“健壮”“坚忍不拔”。这些内容都写在《菊子手册》里,入校时每个孩子都领一本,陪伴他们六年的成长。到秋天,学校会组织菊花节。每个孩子站在自己的花前,向观众介绍自己种菊花的经历。

大田里的蔬菜也成熟了。日本的小学都有一块田地,供孩子种蔬菜,饲育小动物。孩子们把蔬菜采摘下来,洗净、切块,用堆在校园一角的木柴生火,自己煮大酱汤,配酱汤的是香喷喷的米饭,每人从家里带一包米做米饭。活动本身不是目的,展览之前种花是一种持续的牵挂,孩子要为菊花着想,从为花着想到为人着想。让小学的孩子每天在桌前学习,他觉得没意思,很多感受难以获得;这样的活动,孩子充实、快乐,无形中受到了教育。

“那也是一辈子忘不了的感动”

南方周末:书里提到的“心的学习”具体指什么?

谭琦:比如学校会请附近交通大队的警察来演示,告诉孩子们要守交通规则;孩子到附近的养老机构、智障学校去帮忙。日本文化强调替别人着想,特别强调伙伴关系的建立。日语里也有“绊”字,有人与人之间的牵挂、联系之意。学校会通过各种各样的活动告诉孩子,没有互相帮助,什么事都做不成。比如“林间教室”,孩子自己看地图,要在山里走15公里,没有老师。这距离对小学生来说可不短,中途可能有人崴脚、累了、害怕,都需要伙伴帮助。每个孩子都会意识到,没有朋友,一个人在大山里绝对走不出来。中国人往往认为日本人的礼节太繁琐,其实日式礼节背后是替别人着想,是协作精神。他们对朋友的理解也不是所谓“人脉”——以后有什么事彼此用得着,而是一种精神支撑。

南方周末:你的孩子写博客说,他通过“大远泳”知道了什么叫感动。为什么会有这么“严重”的判断?

谭琦:他在国内上小学的时候,最怕作文写“让我感动的一件事”。他经常说:“妈妈,老师举的那些例子,我一点都不感动。感动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因为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感动的事,他经常被老师罚写三篇其他题目的作文。“大远泳”改变了这种状况。那是一小时海泳训练,不仅有距离和时间上的要求,还有队形要求。64名同学协作,俯瞰是一条大鱼的形状,非常壮观。日本孩子从小学一年级开始游泳,“大远泳”之前我儿子游不过25米。他游那天,其他几十名同学已经完成检测,只有他和另两名基础不好的同学还没完成,其余几十名同学等于陪他俩再游一次。游到最后,岸上的同学齐声给他喊“加油”,还为他唱歌鼓劲。他感到别人对他精神的支撑,同时也有一种突破自己之后获得的自信。感动一定是感觉通道被打开,由内而外的,不能由别人来说:“哎,这里你要感动一下。”

这可能就是孩子说自己很感动的原因吧。小孩考学特别好,顶多骄傲、得意,但不会感动。这种感动是他一辈子忘不了的。孩子拿到“大远泳”完泳证的那天,恰好是我的生日,他把完泳证作为生日礼物送给我。对我来说,那也是一辈子忘不了的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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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2-9 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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