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自我”在哪里?——评平野启一郎新书《何为自我》

“真正的自我”在哪里?——评平野启一郎新书《何为自我》

1年前

来源:搜狐

编者按:平野启一郎是日本当代著名小说家、文艺评论家和音乐人,23岁即以处女座《日蚀》获得芥川奖,被誉为“三岛由纪夫转世”。2019年8月,他的著作《何为自我》中译本出版,书中较为系统地阐述了从“个人”到“分人”的转变。

“这本书的目的是重新思考人的基本单位。”

这是平野启一郎新书《何为自我》的开篇第一句。

说是新书,其实这本书并不新,2012年已在日本出版,不过直至今年8月才以中译文面世。译文与原作错开的出版顺序反而让中国读者形成一个阅读的环流:你或许正在《剧演的终章》等后著小说里看得热闹,再读《何为自我》一书,仿佛创作提要,得以看出平野创作时早已成竹在胸的门道。

说起这本书的创作初衷,平野在书末引用了读者来信:

“想把这一思想说给其他人听,偏偏周围净是不读小说的人”。

知音难觅,这不仅困扰读者,也让平野“颇感凄凉”,甚至是当代作家群体面临的普遍困境。今年4月21日,平野在北京“中日作家恳谈会”上用数据说明,即便是在文学圈享有盛誉的作家,他们的市场占有率和现实影响力也远没有人们想象当中那么高。

平野开始思考,究竟以什么形式吸引读者关注小说,尤其吸引人们关注小说呈现的社会问题,于是《何为自我》应运而生。为了让这本书更加通俗易懂,平野舍弃了难懂的术语。例如曾有天主教私立学校学习背景的他,在谈到中世纪哲学的“共相之争”时,也不得不敛住笔锋。他形容这种收敛为“忍痛割爱”,因为深厚的哲学和思想史背景实际上触及他思考“个人”这一概念的核心。平野没有任何掉书袋的“偶像包袱”,他关注更多的,也许正是每一个人,每一个生活当中的普通人(而非宗教里的圣人、历史上的高人,或书本中的理想人)如何摆脱痛苦,生活得更加健康快乐。

读者很容易对平野这本书产生兴趣,哪怕只是轻轻一瞥这本书的目录。

目录五章大标题好似回答了三个基础的哲学疑问:我从哪里来?我是谁?我到哪里去?即“真正的自己”在哪里?何为分人?以及如何发展我与自我和他人的关系?

在小标题里,平野设置的场景和关系几乎能让每一个人对号入座,如教室、同席(聚会)、网络、宅居(闭门不出)。不同于他的小说,平野在这本书里实名“出镜”,读者能看到学校里的他、家里的他、朋友之中的他、公开场合的他,能够感觉到他的喜怒哀乐,甚至不无惊讶地发现,喔,原来平野也有讨厌的人呐!

细心的人哪怕只读过平野的某一部作品,看过他的某一篇访谈,或者与他仅有一面之缘,都不难发现他对文字有极其敏锐的洞察力。“分人”的概念源自大家耳熟能详的“individual”一词。为了弄明白这个英语单词的词源,平野参考了雷蒙·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科林·莫里斯《个人的发现:1050-1020年》、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夏目漱石《我的个人主义》、福泽谕吉《文明论之概略》等哲学、思想史巨著,甚至研究了柳夫章《翻译语成立诸事》、飞田良文《明治时期产生的日本语》和在幕末日本被广泛阅读的《英华字典》等语言学专著。阅读过程中,读者甚至可能产生一种错觉:平野在手把手教人做科研呐!

但毋须因此望而却步,充分的考证和思考是平野创作的深厚地基,他最后呈现的作品却是一座稳固的清凉小居,里面的会客室甚至摆好了茶点,欢迎在现代快节奏生活中不免躁动难安的读者进去坐一坐。休息,休息一会儿。

回到开头抛出的问题,平野为何要重新思考人的基本单位?答案其实在每一位读者的内心。你孤独、矛盾吗?会不会自我怀疑?有没有身份认同的危机?你孜孜以求的自己是“真正的自己”吗?关系中的你是谁?独处时的你又是谁?怎么才能喜欢自己?自残的人可以自救吗?

平野在他的“会客室”里向你娓娓道来:

每个人都会感到孤独、矛盾。传统观念(尤其是宗教向心运动)迫使人们“一定要找到那个不可动摇的、稳定不变的自己。一定要了解尚未随波逐流的自己的本性。一定要确立自我”。这不是相当于预设了一个“非真即假”的二元对立吗?人不禁焦虑不安,仿佛“真我”之外都是虚假人格,四处都是禁忌。找啊找,“真正的自我”到底在哪里?

对此,平野一锤定音:根本就没有所谓的“真正的自我”!这种想法只会将人置于毫无意义的痛苦中。

关系中的你,独处时的你,作为孩子、父母、同学、职员、恋人……的你,统统都是真实的你。“人是面向他者生成的分人的集合体”,而“个性就是分人的构成比例”,我们正是“以复数的分人的形式活着,才保持了精神平衡”。

这是一个创见。人们熟悉“个人主义”,因为形塑“个人”发展史的宗教理念和理性主义早已融入时代的文化肌理。宗教信仰和科学理性虽然存在结构性冲突,却都在社会形态的演变中不断塑造相应的权威,制造相应的消极情感,如戴维·里斯曼在《孤独的人群》里所列的羞耻感、负罪感和焦虑感。挑战“个人主义”无疑是向“传统引导”宣战,至少是撬开铁幕,看看牵引在人们身后的长线究竟通向何处,为何人们好像木偶一样,因为非要确定一个“中心化主体”或洞外的“理式”而逐逐营营。

那么回到平野论述的方法,他辨析“individual”的词源,无异于釜底抽薪。他告诉读者,人们几乎不加思索就能理会的“individual”一词其实并非从一开始就指“个人”,而是指“不可再分”。在这个基础上,平野返本溯源,去掉否定前缀“in”,回到词根“divide”之“可分”的含义,从而衍生“分人主义”。

吊诡但有趣的是,在平野看来,个人主义将人视为不可再分的独立单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为理论上个体的自足,反而相互分割开来;而分人主义将物理上作为整体的个人分成更小的单位,单位与单位之间实际上必然发生联系,反而有利于结合成网。

因此,平野说,“分人主义是通过缩小单位来发现细微联系的思想”。

对于分人主义的关系结构,平野强调“网”状:每一个人都是由内部若干分人集合而成的网,是分人结合的复数;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则是由不同人的不同分人集合而成的网,是分人之间相互吸引和作用。

不妨将它们想象成为柔软而又灵活的网,我们可以调整网络中分人的比例,例如提高自己更好的那部分分人的占比,或者多和令自己产生积极分人的对象接触。

在今年8月15日上海国际文学周关于“自我认知和身份认同的困境”的对谈中,平野就“分人的构成比率”补充了一个更接地气的例子:如果你在职场上遭遇挫折,请不要气馁。你可以想象,那是只占你一小部分的分人,大可不必因此否定全部的自己。或许,你家庭或其他部分的分人比例更高。请多多寻找、调适和体会你更喜欢的那一部分分人,并以此为立足点,调整其他分人的构成比例。“重要的是要时常审视自己的分人在整体上的均衡性”。

在对谈中,平野还提及现代社会较为棘手的抑郁症和由此引发的自残和自杀问题,认为分人也是治疗消极心理症状的一个方法。封闭的环境(包括思考模式)是痛苦的根源,如果人们积极地向外探求自我,“通过新的环境、新的旅程来达到创新分人的目的”,或许就不会轻易钻进负面情绪的死胡同。

“人在仅有一次的人生中都想尽可能活出色彩纷呈的自己,都想通过对他们关系来体味富于变化的自己。总是被监禁在同一个自己中,会产生巨大的精神压力。”

或许平野的“分人主义”是后现代解构风潮中的一朵浪花,或许是由弗洛伊德心理学发展而来的“多元决定”的一个分支,又或许是去中心化和反达尔文主义的一种隐喻。尽管平野文字优美、亲切,但你很难将他简单归类为一个小说家。

《何为自我》不是小说,不以精彩、呈叠的情节见长,却构建起一个思想的楼宇,地基(思想根基)、框架(理论结构)、砖瓦(思考力与方法)和外墙(具体案例与材料)逐渐俱全。若深思平野真正吸引读者的地方,或者预判他将来在同代作家中更加脱颖而出的前景,落脚点或许就在他构思“分人主义”这座楼宇的蓝图里。这个蓝图的底色是爱:

对栖居于世,忙碌着、生活着、为七情六欲所困扰而难以释怀的每一个平凡而又具体的人,持有积极而又温暖的关爱,触之即温,思之开豁。

读这本书,不妨也将它视为一个分人;与它“对话”,从而创造出你的一个新的分人。就像日剧《悠长假期》一段对话所说的那样:

“人要是喜欢对方而又被对方喜欢的话,肯定就能变得坦率呀。”

“为什么?”

“大概因为整个人能放松下来吧。”

(作者莫亚萍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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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8-30 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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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学中找到“我是谁” 专访芥川奖得主平野启一郎

在文学中找到“我是谁” 专访芥川奖得主平野启一郎

2年前

来源:客观日本

常被中国年轻人戏谑为灵魂三问之首的“我是谁”,是平野启一郎从少年时期便反复叩问自己的人生问题。

他试图寻找答案,读了很多书。在求索中,他成为了一名作家。他的处女作《日蚀》激荡文坛,他是当时最年轻的芥川奖得主,被誉为“三岛由纪夫再世”。出道20余年,他笔耕不辍,获奖不断。但更重要的是,他以自己的方式回答了“我是谁”。

我是谁?

轻寒四月,平野来到北京。过去十年间,他来过北京5次。

21日,他参加了中日作家恳谈会。他是日本作家团团长,在恳谈会伊始致辞,还主持了下半场对话。与他同台致辞的是莫言,出席活动的中国作家还有铁凝、余华、李洱、鲁敏、阿乙等等。

在一众作家中,平野可能是最不像作家的一个——笔挺的黑色西服外套下是黑T恤,搭配牛仔裤运动鞋,头发染成深栗色,脖子上还戴着很潮的獠牙饰品。

实际上,平野精通音乐,小时候学过钢琴,擅长电吉他,在日本乐坛有“速弹名手”之称。

相对于日本作家村上春树、东野圭吾等,平野在中国不算出名。算上今年刚刚出版的《剧演的终章》,他在中国翻译出版的作品只有五本。

但在日本,平野被冠以“三岛由纪夫再世”的称号。

“在我十几岁时,三岛由纪夫是对我影响最大的小说家,对于这个称号我感到很光荣,但是对于喜爱三岛的人会觉得有些抱歉。”

现在平野最喜欢的小说依旧是《金阁寺》和《假面的告白》,但是从政治思想上讲,却与自己的“偶像”处于对立面。为了回答三岛为何狂热崇拜天皇而自杀,他专门著书《三岛由纪夫论》,安排在明年,也就是三岛由纪夫逝世50周年之际出版。

“由于作品风格新颖奇特、内容折射当代,平野在日本年轻读者中很有影响力”——这个评价可见于中国多家媒体报道,而在记者看来更深层次的原因可能是他直面了现代人直面的问题,回答了大多数人内心的困惑。

平野的多部作品都着眼于人,探究人本身。在他看来,当代小说家应当关注现代人的困境。对于平野来说,最重要的主题莫过于生与死,研究生与死的本质至关重要。而这其中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就是“我是谁”。

其实,这也是平野自己的困惑。他从十几岁就开始思考“我是谁”,这个问题贯穿了他几十年的人生。分人主义是他给出的一个答案。

在平野看来,一个人并不是“不可分割(individual)”的存在,而是“可分(dividual)”成多个“分人”。人在面对复杂多样的他者时,会分化出多个人格,也就是所谓的“分人”。

“现代社会将个人当成不可分割的主体,只有一种性格想法的主体。但我们与各种人接触的时候,表现出来的是不一样的性格。比如家人、恋人、同事、上级等,我们都是用不同性格跟人交流。从这个意义来说,人身上存在不一样的性格,是可分割的人格。”

“我们不必对此感到悲观,重要的是觉察到自己有哪些‘分人’,各占多少比例。”平野认为,不应当把对应某一个他者的“分人”绝对化,而是要利用多个“分人”,把每一个“分人”相对化。增加喜欢的“分人”比例,降低不喜欢的“分人”比例。

“不管怎样,‘个人’这一主体的存在方式无法再用近代以来的自我认知模型进行解释,这种情形越来越普遍。”

这样的探索对现实生活的意义在于可以帮助人们将萦绕在心头,模糊不清的困惑具象化,让思考升华。“小说家必须把人们隐隐约约感觉到的东西付诸语言。读者通过在故事中的体验,学会用新的语言思考自己的问题。我自己作为一个读者,就是在这样的阅读过程中加深了对自己人生的思考。”

平野的“分人主义”体现在多部作品中。《日蚀》、《一月物语》、《无颜者》就被称为“分人主义系列三重奏”,此外未在中国出版的散文集《我是谁》中,也更多解释了分人主义。“这本书在日本有很多人读。”

平野笔下的人物和故事里,或许也投射着他自己的某个分人。他刚在中国翻译出版的小说《剧演的终章》,主人公是古典吉他手;他之前的作品《葬送》中写到了肖邦,写到了钢琴。

4月21日举办的中日作家恳谈会(第一排右三为平野启一郎。人民网记者张靖 摄)

中国小说在历史洪流中讲个人命运 日本小说将成败归结于个人

平野第一次来中国是17年前。

2002年,他来华参加NHK纪录片的采访。那一次,他造访了上海、绍兴、天台山。几百公里的行车,让他深深体会到中国大地的广袤。

在上海的书店里,平野见到很多专注阅读的中国人,这个情景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今天的平野看来,他们强烈的求知欲正预示了中国今日的发展。

实际上,平野与中国的接触更早,通过文学作品。

他一向关注中国文学。他的第二部作品《一月物语》就以黄粱一梦与庄周梦蝶的中国古典故事为背景。他最感兴趣的是唐代诗人,尤其欣赏“诗鬼”李贺,《一月物语》也引用了李贺的作品。

平野认为日语始终脱不开中国的影子,提到日语就必然要追溯中国古籍。他的一部新作是关于日语的“帅气(恰好が良い)”一词,而这个词的重要构成部分“恰好”最早见于白居易作品《白氏文集》。在日本,提到“帅气”很容易联想到“武士道”,其基本精神“义理”这一概念正是诞生于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又经宋学深化,在传入日本后经过独立发展,特别是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具有了举足轻重的意义。而今,日本的很多设计在中国也极受欢迎,这些设计背后的支撑理念就是“帅气”。在平野看来,中日两国文化就是如此在历史的长河中相互紧密连结在一起的。

除了李贺,平野还非常敬重鲁迅。他喜欢《阿Q正传》、《狂人日记》以及具有超现实主义特色的《野草》。在当代作家中,莫言的《酒国》、余华的《活着》、苏童的《河岸》、铁凝的《大浴女》等也是平野钟爱的作品。

“现在日本发行的中国当代作家的译作越来越多。以前多是莫言、铁凝,最近引进了余华、阎连科、残雪。虽然不是每一本都读了,但我也看了很多。”

“这些文风迥异的作品有一个共同点,也是中国作家的特点——将个体投放到风云变幻的历史中,巧妙地描绘个人命运在历史长河中的浮沉。这与日本截然不同。‘自我责任论’这个词在日本社会生长蔓延,日本习惯将人一生的成败过度归结于个人的意志和努力。”

“在这一点上中国作家很值得学习。这与我侧重社会性的作品风格也多有相似。虽然不知道中国作品是否容易被日本读者接受,但是日本人应该多读读这样的书。”

中日文学交流的最大障碍是语言

中日两国文学交流历史源远流长,平野认为自己在途中从前辈手里接过了“接力棒”,就有责任将它完好地传给下一代作家。

“当前日中两国的友好交流势头良好。借助翻译的力量,两国作家读了很多对方国家的作品,召开了很多座谈会。通过深入探讨,增进了相互理解,也萌生了友谊。”

“在这里,我看到了希望。”

在平野看来,两国作家有“文学”这一共同的基础,他们都在托尔斯泰、卡夫卡、加西亚·马尔克斯熏陶下成长,有着相同的体验。

“我们在相会之前,已经具备了相似的思维模式。这个共同点不仅存在于日中两国作家,也存在于全世界的作家。”

虽然有良好的基础,但是中日两国之间的文学交流依旧存在“障碍”。平野认为,两国之间还遗留着政治方面的问题,包括历史认识在内。特别是日本政府、日本社会必须以健全的批判性去认识本国的过去。但是对于文学交流来说,这不是最大的“障碍”。从本质来看,文学交流中最大的壁垒还在于语言差异。

“译作数量有限,因此无法全面掌握对方国家文学的全貌。而且隔着翻译这道透明的屏障,恐怕也无法鉴赏到各自语言固有的美和深层含义。唯有一点点增加翻译作品数量,实际见面、交流才能克服这些障碍。如果相互理解得到深化,即便有翻译错误,也能意识到原文要表达的意思与之不同吧。”

《剧演的终章》不是落幕是启程

在参加完4月21日的中日作家恳谈会后,23日平野又出现在了北京芳草地的签售会,带着他刚在中国出版的新书《剧演的终章》。

《剧演的终章》签售会(中为平野启一郎,右为中国作家周大新。人民网记者张靖 摄)

这本书2016年在日本出版,1年间加印17次。2017年,它让时年42岁的平野站上渡边淳一文学奖的领奖台。

这部小说与平野此前的题材截然不同,完全以爱情为主线。他将时代的缩影折射进主人公的人生经历,人物的情感走向也反映着时代。

平野直言,这也是他从中国当代文学中得到的领悟之一。正因为处于困难的时代,所以必须把爱的价值刻画得更加具有说服力。

其实构思《剧演的终章》之初,出于政治、经济等种种原因,平野处于对现实世界极度厌倦的状态。此前,他在被大众归为第三阶段作品的《曙光号》、《填满空白》中引入了分人概念,相当具体、缜密地思考了如何在当世中活下去。从文学角度看,这是必要的,而另一方面,文学又具有让读者暂且从现实中解放出来,沉浸在美好故事世界中的力量。“在对立与分裂甚嚣尘上的时代,我特别希望读到描写爱的价值的动人故事。然而遗憾的是,没有任何一本小说符合我的期待。”

“既然这样,我就自己写。”

人民网记者张靖 摄

现在,这部小说已经改编成电影,今年11月将在日本上映。主演是在中日两国都人气颇高的日本男星福山雅治。

“福山比小说设定的男主帅多了,而且他为了演这个角色很努力地学习古典吉他演奏。我为这份热情深深感动。希望这部电影有机会能在中国上映。”平野如是说。

虽然平野创作时,首先锚定的还是日本读者,但他似乎并不担心自己的作品出海会“水土不服”。

“同处全球化浪潮之下,各个国家的人们不可避免地面临着相似的问题和困惑。我的作品即便翻译成其他语言,应该也能为外国读者所理解和接受吧。特别是中日两国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因此我对中国读者的这种期待和信任也就更强烈。”

平野有三本书即将在中国出版。一本是关于“分人主义”的文集《我是谁》,一本是以十九世纪法国为背景描绘画家德拉克罗瓦与音乐家肖邦的历史小说《葬送》,一本是试验性的短篇集《高濑川》。它们与平野已经在国内出版的几本小说体裁截然不同,但核心思想是相通的。

“日本读者很喜欢这些书的变化以及思考的演化,希望中国读者也能接受。”

目前,平野又着手新的创作。他正在写一本近未来题材的小说,是关于一名男子想将逝去的母亲重现在VR世界的故事。在科技不断发展的这个时代,人今后将以什么样的状态活着?这本新作中,有着平野对人类未来的遐想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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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7-13 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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