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朝光:中日历史共同研究报告

汪朝光:中日历史共同研究报告

7 個月前

来源:搜狐

编者按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有着长期的历史关系,其间既有十分密切的友好往来,也发生过紧张冲突乃至战争。近代以来,中日两国走过了不同的历史道路,出现了长期紧张的关系,发生过两次战争,矛盾纠葛剪不断、理还乱。以史为鉴,方可知过往、示当下、警未来。本报告即以此为宗旨,以专题研究成果为基础,着重从中国学者的认知出发,从中国观察的视角和较为宏观的层面,讨论1931~1945年的中日战争发生的历史背景、国内国际环境及其相关因素。本文出自《中日历史认识共同研究报告(战前篇):中日战争何以爆发》,作者汪朝光,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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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两国进入近代后的不同发展道路

中日两国同属东亚文化圈,长期受到以中国为中心的“华夷秩序”(“朝贡体系”)的影响。19世纪中叶,面对西方列强的东进与入侵,中日两国都是以相对弱势、守旧而传统的国家面貌,因应较为强势、新兴而现代的西方列强的挑战,曾经有共同的经历,都是由“锁国”而“开国”,并受到西方列强强加的“条约体系”的束缚,而这样的“条约体系”因其特定的内容又形成强与弱之间的不平等。中日两国就是这样进入了近代时期。然而,在最初的震惊、不解、彷徨、思虑之后,对于如何因应这样的形势,中日两国却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在中国,是由“睁眼看世界”而发展为洋务运动;在日本,则是由“尊王攘夷”而发展为明治维新。虽然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的起因都是追求迈向现代化的富国强兵运动,但是,洋务运动基于“中体西用”,明治维新追求“脱亚入欧”;“中体西用”导致中国的转型局限在“用”的技术层面,总在被动应付;“脱亚入欧”则使日本快速融入国际体系,占据主动地位。因应基点的差别造成结果的不同,中国日渐沉沦,日本迅速崛起。日本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就摆脱了与西方列强的不平等地位,成为非西方文明国家中少有的成功完成现代转型的胜利者,中国则成为在自身辉煌的古代文明衬托下转型不那么成功甚至屡屡失败的失意者,双方实力对比和心态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后来双方关系的发展。

随着日本的崛起,日本在学习西方现代化的同时也学习了西方国家的对外殖民扩张,并集中在其周边地区,中国尤为首要受影响者。1870年代以后,中日围绕琉球、朝鲜半岛等利益攸关地区,开始不断发生冲突,日本咄咄逼人,中国步步退让。1894年,中日因朝鲜问题发生甲午战争,中国战败。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中国割地赔款,中日国势逆转。从此以后,中日关系的基本格局形成,即日本强势,中国弱势;日本以中国为失败者,蔑视、压迫直至入侵,中国以日本为侵略者,不甘、抗争直至抗战。双方关系充满着紧绷的张力,最后发展为第二次中日全面战争(在日本是侵华战争,在中国是抗日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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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两国现代化进程的路径差异

中日两国的现代化进程,都不完全是像西方国家那样基于本国内部的因素所推动,而是在遭受西方入侵之后,由因应外部压力而被迫开始的过程,可以理解为反应型现代化。但是,中日两国虽然差不多同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工业现代化进程,却呈现完全不同的结果。

日本在原初工业化时期,由于其农业劳动生产率和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从而为工业现代化准备了一定的国内市场和资金条件,使工业现代化在开始期就能比较顺利地开展。此后,由于农业劳动生产率的进一步提高,同时较好地解决了官营还是民营的发展道路问题,日本比较顺利地走上由国家主导的民营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用了三四十年的时间,便成为具有较高经济水平和发达国力的现代化国家。但是,从1910年代开始,日本逐渐脱离了原先以国内市场为基础的工业化模式,转换到以扩大国内固定资产投资和出口为引导的重工业(其中又以军事工业为主)独立发展的对外扩张型的工业化模式。受制于日本国内原料匮乏、资本不足、市场狭小等因素,这种工业化模式严重依赖对外扩张,首当其冲的则是与日本邻近的中国及朝鲜半岛,成为导致中日最终走向战争的重要经济原因,日本也由此开始步入对外发动全面战争的发展轨道。

与日本相反,中国在原初工业化时期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水平相对较低,工业现代化开始后也由于农业劳动生产率一直处于衰退状态,工业现代化所需的国内市场难以有效地扩大,只能依靠国民收入的不平等分配(即通过降低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而提高城市居民的消费水平)来相对扩大对工业品的消费需求,因而工业现代化一直处于缓慢进展的状态。而且,中国未能有效解决经济现代化进程中走官营还是民营道路的问题,最后走上经济发展的官僚垄断资本主义道路,对工业现代化产生了不利影响。

影响中日国力升降直至走向战争的原因还不仅在于工业现代化,在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等方面,中日两国也因全方位的现代化落差而造成总体国力的差距,而中日总体国力的差距,则造成了中日关系的失衡,也造成了东亚国际格局的畸变。当日本已经有了一流的现代工业和近乎全民皆兵的总体战体制时,中国仍是传统的农业国,现代工业数量有限,社会动员力严重不足,甚至没有基本的人口统计,不能建立有效力的现代兵役制度。总之,中国虽然与日本差不多同时开始现代化进程,但其效果和结果都与日本相差很远,因而在国力上远远落后于日本,在与日本的竞争和较量中也始终处于被动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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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民族主义在中日两国的成长

中国现代民族主义的兴起,是20世纪中国发生的最重要的历史变化之一。原本中国一向以“天朝上国”自居,自认为天下“中心”,视周边和远方为“蛮夷”。近代以来,因为西方的入侵,中国人才强化了“我们”和“他们”的区分,才有了近代民族国家的概念,有了现代民族主义的成长。其间经过了各种波折起伏,既有基于反对清朝统治的“反满”民族主义(如辛亥革命前的一些主张),也有比较偏狭的“排外”民族主义(如义和团的一些表现)。理性、爱国、包容、积极的中国现代民族主义,大体开始成长于20世纪初期,经过1911年的辛亥革命、1919年的五四运动、20年代中期的国民革命,逐渐成型并深入人心。孙中山提出的“三民主义”,首要基点就在民族主义,而其由“反满”民族主义到“反帝”民族主义的演变过程,是中国现代民族主义成长的象征。随着国民党的当政,民族主义也成为国民党动员民众、确立政权合法性的重要基础,而且随着中日关系的紧张,日本入侵中国的不断扩大和深入,民族主义也越来越深入人心,在中国的对日反应中起到重要的影响和作用,也是执政当局决定对日政策时不能不考虑的重要因素。但是,中国的民族主义,是随着列强入侵中国的刺激而发生发展的,可以理解为对西方冲击的反应,是被动的、反应性的、具有强烈悲情主义意识的民族主义。

同一时期,日本的现代民族主义也在发生、发展和壮大,而且随着日本国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变化,从早先类似于中国的被动的、反应的、悲情的民族主义,转化为主动的、自我的、热烈的民族主义,又因为在与中国乃至俄罗斯这样老大帝国的冲突中占据上风,经过政治家的民粹主义操弄,日本的单一民族特点,又使这样的民族主义更为膨胀,更具有进攻性。例如,日本执政者和不少社会上流人士甚至一般人,都在不同程度上抗拒承认政治和国家概念的“中国”,而以地理和文化概念的“支那”指称中国。日本执政当局对中国的民族主义不仅始终缺乏同情和理解,更总是以“排日”界定中国的民族主义(从1920年代中期的国民革命,到30年代中期的华北问题,日本始终强调其对中国的压迫是因为中国“排日”),企图以“硬”方式压迫中国放弃或软化民族主义(比较起来,美、英、苏等国更能以“软”方式顺应和利用中国的民族主义)。同时,日本往往直接介入中国的内部政治,在中国扶植甚至以武力支持中央或地方领袖中的亲日派。在中国民族主义逐渐高扬的年代,这样直接而生硬的做法只能激起更大的反弹,从而导致中国与日本更多的对抗与冲突和中日关系的持续紧张与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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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国际关系与中日两国的外交运用

东亚是大国角逐的重要地区。19世纪,欧洲列强仍是国际体系中国家竞争的主角。《马关条约》签订时,虽然日本的力量已经压倒中国,但是面对俄、法、德三国“干涉还辽”的施压,日本自感实力还不够,只能被迫退让。日本既恃强凌弱于中国,而又对自身当时还不够“强”而向更“强”者退让感到“愤懑不平”。日本由此而领会到国际关系中强者恒强的“经验教训”,20世纪初在日俄战争中战胜俄国,将势力范围扩张到中国的辽东半岛(南满),随后又吞并韩国,独占朝鲜半岛。随着国力的成长,日本成为东亚大国角逐的主角之一,并因其地理位置的关系,自居为东亚当仁不让的主导者,甚而企图成为东亚的霸主。日本成为影响东亚国际秩序与权力格局的关键因素之一。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因为西方列强多半被牵制在欧洲战场,日本在东亚的扩张更为积极主动。战后,德国退出东亚,英、法力量受挫,俄国因为革命而一度向内收缩(直到1920年代中期以后,苏联才开始积极介入东亚和中国事务),日本和美国成为东亚争霸的主角。日本对中国不断采取单边行动(以1915年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为开端),扩张范围由满蒙伸向大陆内地。在“一战”结束后形成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中,东亚现状得以维持,日本既是受益者,扩大了在中国的势力范围,也受到一定的限制,还不能独占中国。日本和美、英既有协调,矛盾也在逐渐上升。实际上,在当时的环境下,列强或多或少承认了日本在中国的优势地位和特殊利益,只要日本能够审时度势,适当克制其扩张冲动,有可能协调和其他列强的矛盾(如1917年的美日《蓝辛-石井协定》,美国承认日本在中国的“特殊利益”)。但是,作为新兴和后发的殖民帝国主义国家,日本不似老牌殖民帝国主义国家如英国那般老谋深算,表现得较为冲动和功利,急于展示自己的力量,获得对己有利的结果。1927年以后,随着中日两国国内形势和国际关系的变动,日本对华政策逐渐趋向激进化,重点转向主动的“大陆政策”(如田中内阁的决策),军部的影响力日趋增强,对外关系中理性的声音和应对日趋减弱。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基本放弃了对美、英的“协调外交”而转向“自主外交”,并轻率退出国联。日本认为这样有利于突破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束缚,有利于对中国的扩张,企图以此独占中国。但是,日本的做法却事与愿违,不仅激起中国更大的反弹,而且引起了美、英等国的高度警惕,以致日本逐渐陷于国际孤立状态。

在中国方面,晚清时期中国官员基本不谙近代外交事务。但是,民国成立后,中国开始以现代民族国家的身份参与国际事务,在与大国的协调周旋中逐渐恢复并提升自身的国家地位。中国新一代外交家,以顾维钧为代表,在西方学习成长,了解西方的处事方式、外交战术甚而心理情感,又能体认中国弱势的国情,讲求中国传统的“哀兵必胜”“后发制人”,以民族主义为后盾,善用列强间的矛盾关系,较为成功地运用外交战略、战术、技巧,为中国外交打开了新局面。在巴黎和会和华盛顿会议期间,中国的外交运用基本是成功的,为中国挽回了部分国权。国民党当政前后,虽然有过相对激进的“革命外交”,但其后还是回摆到“修约外交”,着眼点还是强调国际合作,加强国际协调,借助国际力量,遏制日本扩张,维护中国利益。国民党政府甚而在广受舆论批评并在很大程度上引致国内政治分裂的状况下,推行对日妥协政策,希望得到日本的回应,维持不破局的现状,但无法实质性地改善中日关系。随着日本对华北扩张的加剧,中日关系急剧恶化,国民党别无选择,最终走上联共和苏、共同抗日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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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体系与国际秩序对中日两国关系的影响

近代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基本建立在实力基础之上,弱肉强食是其主要特征,其本质是以殖民-帝国主义国家间关系为中心构建的等级秩序,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处在边缘和从属地位。一战以后,以威尔逊的“关于和平的十四点”为开端,出现了新的国际原则,包括主权平等、民族自决、反战、裁军、自由贸易等,表现为国际社会试图构建公正、平等且普遍的国际秩序的努力。但事实上,平等与民族自决的原则当时只适用于殖民-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在亚非拉广大区域,殖民帝国的瓜分支配与强权政治依然根深蒂固,上述原则性主张,在制度化层面缺乏能够约束大国行为的具体措施,未能在现实政治中落地生根。而且,当时列强都只注重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此纵横捭阖,然而只要不牵涉自身利益,就漠不关心,搞绥靖主义。国际法、国际联盟、《九国公约》,在没有强制执行力的情况下,很难发挥作用。日本对外侵略扩张进而发动战争,少受甚至不受国际约束,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但是,对国际新秩序与新规则的摸索,仍然在世界范围内刺激了不同思潮的勃发。帝国主义、民族主义、共产主义、自由主义等思潮的激荡与现实政治的变迁,共同塑造着人们对世界趋势的判断与对外战略的考量。围绕国际规则的调整与制定,国际政治酝酿着几对重大矛盾,并对世界发展趋势产生深远的影响,其中包括一战战胜国与战败国的矛盾、英美与日本围绕东亚主导权的矛盾、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苏俄的意识形态斗争和现实利益矛盾,以及帝国主义的对外扩张与亚非拉国家反殖民与革命运动的矛盾。尽管矛盾的性质与对立方各不相同,但都反映出对既存秩序的不满与修正的诉求:苏俄希望推翻资本主义国际秩序,日本对欧美中心秩序心存不满,被殖民国家希望摆脱帝国主义支配,获得独立自主。1929~1933年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则激化了国际政治的种种矛盾,引发了政治经济秩序的动荡。列强之间的恶性经济竞争,刺激了法西斯势力的抬头。英、法、美等占据海外资源和市场的国家向保护主义转舵,而德、意、日等资源与市场相对匮乏的国家则加速了对外扩张的步伐。列强政治经济的不平衡发展,为之后的冲突埋下了伏笔。

在以武力与不平等条约为凭借向大陆不断扩张的日本与迫切希望实现民族独立、政治统一、恢复主权、反对帝国主义干涉的中国之间,出现了战略性的矛盾关系和对抗。这种矛盾对抗是帝国主义国家与争取民族解放运动的亚非拉国家之间的矛盾对抗在亚洲的突出体现,也是当时世界政治中时代性斗争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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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两国国家的体制结构与社会氛围

近代以来,因为内外环境的发展变化,中国地方武人集团逐渐兴起,造成中央权力的分散与地方武人派系的坐大,并在国家政治中枢占据了重要地位。清朝被民国取代之后,武人袁世凯以其掌握的武力为依靠掌握了国家最高权力。袁死之后,权势中心下移,中央权力流转到各军阀派系手中,形成军阀割据、分裂内战、政治失序、国力衰弱的局面,对外无法形成统一的国家意志。

国民党登台掌权后,推行威权党治,中央权力有所恢复,但仍不能完全控制全国,不断受到军阀纷争和内部分裂的困扰,不能形成对外因应的统一合力。中国对外关系不能不因此受到较大影响,比较软弱无力,主要依赖于协调和妥协。执政者和竞争者,往往关注彼此之间的实力对比及其利害关系,关注如何才能进而取得中央政权,退而保持地方割据,而对国际事务与国际关系缺乏必要的估计和判断,对日本的战略意图和扩张野心缺乏充分而准确的估计,当日本实行侵略时,又缺乏坚定抵抗的决心及有效的组织抵抗。中国的妥协退让,实际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日本尤其是日本少壮军人集团扩张冒险的冲动。

但是,当时的中国政治精英的基本共识都还是追求中国的独立主权、恢复中国的国际地位,妥协退让往往只是不得已的对外战术,而未必是长久的对外战略。即便如此,中国的政治精英也曾经寄望于日本。例如,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派很多都曾对日本的支持抱有希望,孙中山还曾提出联合日本共举的“大亚洲主义”主张。但是,日本的所作所为,使他们逐渐认识到,日本已经是中国最大的威胁,从而在对日观感的恶化中产生了明确的对日敌对情绪。

以日本的“东方文化事业”为例,中国各界从抱有期待、尝试“合作”,逐渐转向怀疑、失望、抵制和反对,根本原因是日本对中国从未停止武力威胁或侵略。在中日“合作”开展“东方文化事业”期间,日本召开“东方会议”,推进“满蒙”政策,阻挠北伐战争,三次出兵山东,制造“济南惨案”等,这种对华步步紧逼的侵略扩张,使原本脆弱的中日关系更显紧张。作为日本对华外交策略之一的“东方文化事业”,非但未能缓和中国人的反日情绪,反而随着中日关系的恶化,最终沦为日本侵华战争的文化“帮凶”。以此观之,近代以来在社会层面有助于中日和解的可能性,许多都因日本对华扩张和中日矛盾冲突而不断消解。1930年代中期,中国国民政府开始了以国防建设、整编军队、打造现代交通体系、建立国家金融经济等为内容的抗战准备,中日和解的可能性也随着日本对华入侵造成中日关系的日渐紧张而消失。

近代以来,日本形成了独特的政治体制结构。部分采行西式政体,而又具有日本特色,三权分立并不完整;天皇高高在上,具有独断权威,但又不处理具体事务;文官集团和政党发育不全,没有形成稳固有效的政党政治;具体政策往往缺乏统一性和连续性;军人力量壮大,军部发挥重要作用,缺少制约机制。尤其到1930年代,军部屡出“下克上”的情况,少壮军人集团急躁冒进,挟持控制政府,错判形势(认为中国终将退让妥协,美、英、苏未必干预),高估自己(认为日本实力远强于中国,中国内部分裂而且不能团结)。从1928年的“济南事件”和“皇姑屯事件”,到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再到其后日本对中国的扩大侵略,既是日本“大陆政策”的产物,也反映出日本少壮军人集团的冲动和失控,他们的行动不仅得不到有效的约束,反而被一再放任和得到支持。而他们的不断挑衅和冒险的成功,刺激着其他人和后来者,令其愈加采取更冒险的行动,阻止他们行动的决策便因此而更难做出。

日本政治的不确定性,日本军部和军人集团的种种作为,不时逸出他国包括中国政治家的一般性判断之外,也为他们判断如何因应日本的政策走向造成困扰。而在帝国主义国家视战争为扩大自身权益与势力范围工具的年代,日本主流政治家在现实政治中,沿袭惯常的帝国主义对外扩张思维,视国家间发生不可协调的利益冲突时用武力解决矛盾为正常手段,导致中日之间的矛盾不断累积,局面终至一发而不可收。在这个过程中,民众和媒体的态度,大众政治和当时充满戾气的社会氛围,成为日本军部中“暴走”趋势形成并且不断升级的社会基础,也是导致一旦危机爆发,很难进行有效控制,以致中日关系从危机到局部战争再到全面战争爆发乃至最终破局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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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由上述简略的论述,我们可以体认,近代以来的中国和日本走过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影响到中日全面战争爆发的因素可能不止一端,而且同样的因素(如民族主义),在中日两国的表现形式也不一,其中或许也有突发事件的影响和当事双方判断的正误。但是,如果我们在全面充分地了解历史事件的前后经纬之后,从多元而非单一的视角观察中日关系的走向,那些全局性、长期性、趋势性的因素,仍然在其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而绝非某些个别的突发或单一因素所可决定。但是,突发的、单一的、短期的因素也可能不断叠加,成为全局性、长期性、趋势性的因素,一步步推动中日关系走向紧张。同时,执政当局对国际大势和国内氛围的判断和把握,对如何实现国家利益而又能和谐各方的思考和因应,也起着重要作用。客观而求实地说,在近代中日关系尤其是影响中日全面战争爆发的诸般因素中,中国处在被动的承受者地位,日本处在主动的进攻者地位;承受者因为被动而瞻前顾后,进攻者因为主动而占据优势。所以说,日本应该为战争的发动及其后果承担责任并非脱离实际的虚论,乃是我们所应有的正确认知。

FJ時事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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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6-19 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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