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媒称反性骚扰运动在日本遇冷:父权社会女性不敢发声

2018年03月14日

来源:sina新闻中心

参考消息网3月8日报道 美媒称,“我也是”运动在日本尚未形成声势。在这里,直言自己受到性骚扰得到的常常不是同情而是批评,这些批评甚至来自其他女性。

据美联社2月28日电报道,说“我也是”的日本女性使自己面临风险。当20岁的大学生兼创业者椎木里佳发推说自己因为拒绝与顾客发生性关系而丢掉商业合同,网上评论指责她撒谎,想博眼球。有些人说,她同意和一名男子吃饭,就让对方误以为她愿意。2017年12月,她在一个电视访谈节目中说:“我收到的评论绝大多数都是负面的。我们需要创造一个能让我们发声的社会。否则,性骚扰和其他不端行为将永远存在。”

女性不同情女性

报道称,“我也是”运动在日本尚未形成声势。在这里,直言自己受到性骚扰得到的常常不是同情而是批评,这些批评甚至来自其他女性。

上智大学政治学教授三浦真理说,在这个长期以来总是归咎于女性的父权社会,很多受害者不是寻求帮助和正义,而是设法忘记自己遭到的强暴或骚扰。

她说:“日本缺少这样的姐妹情谊。这是一个令人疲惫的可怕过程……很自然,受害者不愿意说出来。”

报道称,2017年,有一名女性公开发声,她就是记者伊藤诗织。当检察官认定不对一名位高权重的电视台记者提起诉讼后她举行了一场新闻发布会:她指控这名记者2015年在邀请她吃饭商谈工作机会后强暴了她。很多网上评论指责她把这件事说出来,指责她看上去太诱人,指责她毁掉了一位重要人物的生活。她说,有些女性还说她令人感到羞耻。

2017年10月,伊藤诗织出版《黑箱》一书,详述了自己经历的这场磨难,当时“我也是”运动正在美国成为媒体头条。这在日本引起一些讨论,但站出来的女性只有少数几个。律师、性暴力案件诉讼专家角田由纪子说:“很多人认为伊藤的问题与自己无关……所以‘我也是’运动在日本没有发展起来。”她说,在日本,遭到性侵的女性向来被称作“有问题的一方”。

女性却步于法律

报道称,日本政府在2015年开展的一项调查发现,近四分之三的强奸受害者说自己从来没告诉过任何人,只有4%略多一点的人报警。这项研究发现,每15名日本女性当中就有一人曾经被强奸或被迫发生性行为。

角田说,受害者常常因为恐惧而不敢诉诸法律。法务省的统计数据显示,只有三分之一的强奸案最后起诉,惩罚也并不严厉。在2017年因为性侵受审的1678人当中,只有285人(17%)被判处三年或三年以上监禁。2017年11月,横滨市检方在没有说明原因的情况下撤销对6名学生的诉讼:这6人来自一所著名大学,因为被控把一名十几岁的女学生灌醉并轮奸而遭到逮捕。这所大学后来开除了其中3人。

报道称,受大众欢迎的作家伊藤春香遭到批评,原因是她2017年12月透露,自己在日本最大的广告公司电通公司工作时曾遭到一名资深男同事的性骚扰。

这名被指控者发表道歉声明并辞去现任公司负责人之职,但否认骚扰属于性骚扰。

伊藤春香在一份声明中说,她最初试图忍受并忘记这场痛苦的经历,因为害怕公之于众影响自己的形象,并且给前同事们带来麻烦。她说,在记者伊藤诗织的案子以及“我也是”运动的消息传开以后,“我决定说出来”。

女性勇敢说出来

前议员、宣传性别多样化的活动人士池内沙织说,在日本,墨守成规的压力使女性不愿毫无保留地直言或者对很多事情说“不”,包括违背意愿的性行为。

她还说,这种思维方式使日本的所谓“慰安妇”几乎全体沉默,而日本对朝韩和其他地区的受害者没有表现出任何同情。

记者伊藤诗织说,涉嫌性侵她的山口敬之在她喝了酒晕倒在卫生间后把她带到酒店房间,在她丧失行动能力时把她强奸。

她说,这只是一场磨难的开始。她第二天去的诊所缺乏对强奸的专业知识,而一个强奸受害者支持中心拒绝在电话里给她建议。警方要求她一遍又一遍地讲述事情的经过并且用真人大小的玩偶进行演示。

伊藤诗织说,警方花了三周时间才接受她的刑事控告并开始调查。她在2017年5月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要求法庭指定一个公民小组来审核撤诉的决定。有关方面9月份对此开展的调查认同不予起诉的决定。山口在公开发表的文章和脸书网站上否认自己有任何不当行为。伊藤诗织还对他提起民事诉讼,要求他赔偿10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59.6万元——本网注)。

她说:“我仔细思考自己怎么才能改变这种局面,我别无选择,必须毫无保留地说出自己的经历。”

一群反对派议员已经对此案展开调查,希望弄清检方是不是因为山口和一些政治大人物的关系撤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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